父亲的书房

 □庄惠泳

书房里的藤椅年头久了，扶手藤条断了两处，尽管母亲细致地进行了修复加固，我还是起心想要换把新的，不曾想，女儿一句话打消了我的念头。“妈妈，还是别换吧，这是姥爷最喜欢坐的藤椅。”

父亲病重后，我们将他和母亲接来同住。书房是他最爱的地方，这把藤椅自然也就是他坐得最多的椅子。

女儿一句话，将我的思绪一下全部唤到这间屋来。不由得，我缓缓缩在藤椅里，双手摩挲着扶手，仿佛还有父亲的温度。我看着书房里的每一处，仿佛要将这间每天都看在眼里的屋子再重新看个遍。

又何止这把椅子，书房里的书、本、纸、笔、镇纸、印泥、直尺，还有或已成册或还零星的手稿，都有父亲的印记。七年多过去了，书房里再不见父亲，他在这里阅读、写稿，甚至吸着氧气还笔耕不辍的样子却从未被抹去，也永远抹不去。直至现在，我们还在习惯地将这间屋叫做“姥爷的书房”。

站起身来，我看看这、摸摸那。这些，没有一样不是父亲看过、用过的。这些年，不管我们怎样使用书房、打扫书房，也总不曾改变原来的布置和摆放。却有一样东西，让我看着突然有些伤情。

那是一盒印泥，买了七年多，从未使用，是我在父亲离开后才买的。准确地说，是我忘记了父亲说印台用久了，已经不好用了，让我帮他买盒新的。是的，这事儿我竟忘了。后来，我跟母亲说起此事，母亲劝说：“别挂着了，一件小事。”对呀，小事。父亲母亲又怎样舍得让儿女为他们做什么大事呢？就这么小的事，我却忘了。

生命是一条长河，直到父亲的离开，我才发现自己的时间之河变得错综复杂起来，仿佛除了我自己的一条，还有父亲的时间河流，伴随着我的生命之河流淌。

父亲是个生活简单到极致的人，然而，他对知识对书本的渴求却是极度“奢侈”的；父亲是个惜时如金的人，然而，对我却是愿意大把大把“浪费”时间的。为此，家中两个兄长对我是极度“嫉妒”的。母亲说，三个孩子中，我是唯一能让父亲愿意放下书本抱着的孩子，更是可以在物资供应尚不富足的年代，经常可以喝到白糖水的孩子。

童年的平房小院，是我和父亲独处时间最多的地方。在那个年代，住房条件有限，家里没有单独的书房，屋后的小院就成了我和父亲的快乐天堂。两张小凳、一方茶几、几本闲书，即便是蚊飞虫咬的仲夏夜，我们依旧以茶水与白糖水“推杯换盏”。对诗、猜谜、瞎编小故事，日月风雨、天干地支、绿树红花，无所不谈，更有“少壮不努力，老大抹鼻涕”的“绝句”。猜过的谜语也是五花八门，你来我往中，记不得多少次捧腹大笑，猜中或猜不中，都有“浮以大白”的道理。

对于我瞎编的一些小故事，父亲是最忠实的读者。小时候，一支笔、一个本子都是珍贵的，每学期没有写完的作业本是舍不得扔掉的，小心撕下尚未用过的每一页，裁去毛边，再装订成册，就是我的稿本。“创作”的动力来自父亲那些一摞一摞的著作、论文、手稿，以及他沉浸在看书、写字时的幸福满足的样子。我的稿本里，大都是些童年娃娃的“奇思妙想”与“瞎编乱造”，现在看来很是幼稚可笑。然而，父亲在当时却不曾有任何取笑，反倒是不住地夸赞。

这个夸赞，竟给了我极大的勇气，以至于在我外出念书的第二年，大胆走进校长办公室，提出要创办文学社和广播站的想法。于是，一群文学爱好者、一篇篇来稿、一张张蜡纸、一个个通过应试的播音员，竟让文学社和广播站做得有声有色。

真正让我比较激动兴奋的是在1995年秋天，我旅游归来写了一篇《版纳傣家女》，刊登在《贵铝报》。看到自己在稿纸上手写的名字和文章变成铅字印刷的模样，美妙的感觉真是无以言表。之后的30年里，坚持写一些关于工作或关于生活的散文、论文、新闻报道，发表见报（刊）的第一时间，必定喜洋洋地交给父亲看，再笔直地站在他面前大声朗读，也必定得到那句慈爱的、浓重家乡口音的夸赞——“好丫头！”这个习惯，至今无法改变。我依然会带着发表的文章走进书房，大声朗读，只是再也得不到那句“好丫头”的回应。

书房不大，却有说不完的故事。如今，父亲的书房成了我跟女儿唠唠叨叨的地方。听得多了，女儿也如我当年一样，握着铅笔在稿纸上写下了《我家的香味》，大胆投稿，并发表在国家级期刊杂志。捧着出版社寄来的杂志，读着女儿写出的关于书香、饺子香、茶香的内容，百种滋味一瞬间涌上心头，我搂搂女儿的肩膀，一句话脱口而出——“好丫头！”

父亲的书房，十平米而已，却承载了太多无法用数值估量的看不见的东西，是家风家教的传承、是严谨治学的态度、是格物致知的精神……

更有，我们无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