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斤面条的随礼

□袁俊

童年时代很喜欢走人家。在我们家乡，参与婚丧嫁娶活动统称为走人家。上世纪70年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走人家毕竟可以改善伙食，有时候走人家还可以弄到一二元钱的零花钱，或可以弄到零食吃，堂姐出嫁、表姐出嫁时我都弄到过钱，印象最深的是和母亲一起去吃“九朝”宴。

在我们家乡，孩子出生第九天，要办酒庆贺，叫做“九朝”，后来演变成做“满月”、“周岁”、“五岁”“十岁”等。记得1976年夏天，大姐家第三个孩子出生，母亲早在几天前就开始张罗，我当时约八岁左右，听到消息后就和母亲吵着要去，母亲也就同意了。

七十年代在我们那个地方，“九朝”、“周岁”随礼就是面条，在我的记忆里，很少见到随现金的。七十年代也只做“九朝”、“周岁”，八十年代以后才兴起的“满月”、“五岁”、“十岁”等。随现金也是八十年代以后才兴起的。

做“九朝”的前几天，母亲就开始准备随礼的物资。母亲早早就把小麦筛好，大概二三十斤小麦，分均匀装在箩筐里，安排哥哥和我到相邻的中心村面条加工厂去换面条，隔壁也安排定泉和定美两弟兄和我们随行去换面条。

我们村离中心村大约6公里路程，虽说只有这么远，但远路无轻担，天气又炎热，去的时候挑的是小麦，回来时候挑的是面条，由于时间久远，当时一斤小麦能兑换多少面条已经记不清了。

到了要走人家的这天，母亲早早的起来，帮我换上走人家的衣服，用篮子装上五斤面条，当时家里估计也没有称，就是满满一篮子面条，用布盖住面条。再装了50个鸡蛋，和伯母、移交、定美等大人小孩五六个人就相伴去走人家。

从我们家到调源村约20多里路，当时天气比较炎热，大人都是一手揽着一个装面条的篮子，我们几个小孩虽没有提东西，但大热天走这么远的路还是累的，我们在路上走走停停，路上也没有水喝，一直走到姐姐家才有水喝。

好不容易到了姐姐家，见过姐姐抱着才出生的婴儿，大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母亲把一篮篮面条交给姐姐，然后安排她们坐，说等会儿就可以吃饭了。

中午午餐是在姐姐家的客厅里进行的，当时摆的四桌。每桌八个人，菜品已经记不清了，但四盘两碗是那个年代的标配。对我而言，那餐午饭是吃得最饱的，还吃到了“久违”的面条。

吃过午饭，准备拿篮子回家了，只见姐姐的房间里簸箕上堆满了面条，大约有100多斤，在那个年代，家里有100多斤面条算很富足了。旁边放着20几个空篮子，篮子里面均放了一筒用红纸包着的法饼，一筒10个，算是回礼。

从我姐姐家出来，再回到我们的家，大约需要2个多小时。

一个时代，一个记忆。“九朝”宴记录着那个时代的绿色出行，记录着一个时代的生活水平。

上世纪七十年代面条随礼和饼干回礼，却依然保留着光阴里的故事和情感，代表着七十年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而在我的记忆里，它不单单是一次吃得有滋有味的宴席，在它的背后还留有一串串让人印象深刻的礼仪文化符号。

上世纪七十年代面条随礼和饼干回礼，记忆深刻。在我脑海深处，撮一勺乡愁，烫一壶往事，这颗念旧的心又把回忆抱在怀里而不肯撒手，时而泪水朦胧了双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