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具箱：一种文化解释的新范式

□胡西儒

文化解释的传统范式是假设文化通过定义人们的终极目标来影响他们的行动。从这一假设出发，价值观成为文化的关键要素。然而，这一范式虽然能够提供一种以文化来解释行动的路径，但是依然存在着诸多缺陷。为了寻找更好的解释路径，安·斯威德勒提出了一种新的范式，即文化是通过塑造人们的手段来影响行动的。本文将在介绍两种文化解释范式的基础上对其做一个简单的评价与反思。

一、文化解释的传统范式

文化解释的传统范式是假设文化通过定义人们的终极目标来影响他们的行动。这一范式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在著名的“扳道工”隐喻中指出：“直接支配人的行为的并非理念，而是物质型利益和理念型利益。不过，由观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景’，常常像扳道工一样决定行为沿着哪条利益驱动的轨道发生。”也就是说，虽然利益是人类行动的最终驱动力，但是观念却能决定人们的目标及相应的手段，从而为人们的利益驱动力设置一个轨道。这里的“观念”，用斯威德勒的话来说，是“由制度利益、政治变迁以及实用主义驱动力等塑造的复杂的历史建构物”。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继承并发展了韦伯的观点，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单位行动”，它是指人们在某个特定情境中是带着自己的目标行动的，在这个情境中既有人们无法控制的条件也有能够为人们利用的手段，而人们的目标及相应手段都受到价值和规范的限制。其中，价值观是非常关键的因素。这是因为，价值观作为一种主观偏好能够为人们从众多备选方案中做出选择提供一种标准。而人们价值观的来源，往往就是他们所归属的社会中存在的文化。也就是说，帕森斯的意思是，文化提供了价值观，而价值观则能够对人们的目标作出规范，从而使行动具有特定的方向。简而言之，文化通过价值观对目标的定义来影响行动。

二、文化解释的新范式

安·斯威德勒提出了一种文化解释的新范式，与传统范式对价值观的强调不同，这一范式假设文化是通过划定人们手段选择的范围来影响行动的，斯威德勒形象地将其称为“文化工具箱”。她指出，文化是“收纳象征符号、故事、仪式、世界观的一个‘工具箱’”，“人们在不同情况下可以从中取出不同工具来解决各种问题”。在这样一种文化观之下，人们从价值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变成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文化的存在是为行动者提供一些实现自身目标的手段。值得强调的是，文化工具箱虽然假定了人们是一位理性的文化利用者，但是依然与理性行动论中的“理性人”存在差异。首先，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文化工具箱中的行动者是嵌入在文化之中的，他们对手段的选择深受文化的影响；但是理性行动论中的“理性人”是脱嵌于文化的，他们行动的原则是自利。其次，理性行动论中的行动依然局限在“单位行动”之中，而文化工具箱将行动视为一种“行动链”。“单位行动”意味着理性行动论将人们的行动分割成一个个孤立的“单位”，并认为人们在每次行动前都会为了最大化自身的利益而对手段做出一番抉择；可在文化工具箱看来，人们的行动不是孤立的“单位”而是前后相连的“链条”，虽然人们在这一“链条”之上会不断地使用“策略”，但是这些“策略”往往不是临时思考的结果而是“预制”出来的。

三、评价与反思

斯威德勒之所以提出文化工具箱，是因为文化解释的传统范式存在缺陷。她对此做了两点说明：第一，不同的群体可能存在共同的目标，但是文化对他们行动模式的影响却可能是迥异的，传统的文化解释范式对此无能为力，而文化工具箱却能对此作出很好的解答。在文化工具箱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文化影响的不是人们的目标而是他们的手段。比如说，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是非常重视教育的，这是他们的共同价值观，但是社会底层相比于社会精英却更难取得优异的成绩。这种现象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恰恰相反，他们都非常渴望取得优异的成绩，就是因为他们拥有不同的“文化手段”。正如斯威德勒所说：“一个人几乎不可能在自己对既有的技能、生活方式、常识等都不熟悉的世界里获得成功。一个人只有在他已经具备这些文化要素的时候才可以更好地采取行动。”第二，斯威德勒指出，当某些观念消失之后，那些因这些观念而产生的行动风格或伦理依然具有持久性，这同样意味着文化影响的是行动手段而不是目的。在现代社会依然有人供奉菩萨或财神，这可能不是因为他们具有真正的信仰，而是因为他们只能想到用这种手段来实现自身的某些目的。可以看到，文化工具箱在某些方面具有非常出色的解释力。不仅如此，通过将“理性人”纳入理论之中，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结构与能动的紧张：人们是受着文化对手段的制约，但是也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选择，或者更换乃至放弃已经失效的手段。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